木棒为凳，风为伴，高海拔里的作业时光，木凳伴风，高海拔作业时光

在高海拔的作业现场，木棒是最忠实的凳脚，席地而坐时硌着却也踏实；凛冽的山风掠过耳畔，像是不舍的同行者，卷起尘土，也吹散疲惫，勘探仪器的指针在寒风中颤动，测绘板上的线条勾勒出山脊的脊梁，每一步都踏在海拔的刻度上，也踏在责任的重量里，时光在此流淌缓慢，木棒与风，是这段时光最朴素的注脚，记录着与天地共处的坚韧，也藏着对山河最深沉的守望。

高原的秋，总比别处来得更硬朗些，风裹着草籽和碎石的气息，从山梁上滚下来，撞得土坯房的窗棂嗡嗡响，我蹲在门槛上，盯着墙角那堆刚劈好的柴火——一根根粗细不均的木棒，还带着新鲜的木茬，像一群沉默的山羊,蜷缩在昏暗的光线里。

“丫头，写作业去。”娘的声音从灶台那边传来，带着柴火的烟火气，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，指了指柴火堆最上面那根相对光滑的木棒：“就坐那个，别蹲着，把胃窝坏了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抽出那根木棒，它比我想象的沉，握在手里能感觉到年轮的凹凸，像握着一截被岁月磨圆的山棱，我把它拖到屋中央的小方桌旁，小心翼翼地坐下，木棒的表面并不平整，硌得尾骨一阵发酸，我调整了几次姿势，才算勉强找到个能撑住身体的角度，桌是老榆木的，桌面裂开一道缝，塞着几粒风干的豆子；桌腿用麻绳绑过，大概是为了防它散架，这就是我的“书桌”——高原农家最寻常的物件组合，却是我童年里最坚实的“阵地”。

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，学校在十里外的镇上，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，下午放学回家，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坐在那根木棒上写作业，高原的阳光亮得扎眼，透过没装玻璃的窗棂，在作业本上投下晃动的光斑，我得眯起眼睛，才能看清本子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风时常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吹得本子哗哗响，我得用左手压住纸页，右手握着铅笔，一笔一划地写，木棒渐渐被体温焐热了，可硌人的地方依旧硌人，久了，腿脚会发麻，我就站起来跺跺脚，或者趴在桌上歇一会儿，看看窗外远处的山——山顶有没化的积雪，蓝得像一块染过的布，山下是我家的小院，娘正在菜园里拔萝卜,背弯成一张弓。

有时候娘会进来送水，瓷缸里冒着热气，是放了炒面的糌粑，她把缸子放在桌上，摸了摸我的头：“慢点写，别累着。”我说：“娘，这木棒真硬。”她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：“硬好，能把你坐稳了，山里娃，就得经得住硌。”说完她又出去了，留下淡淡的糌粑香，混着木头的气息,在空气里飘。

冬天来得早，十月底就开始下雪，坐在木棒上，寒气会顺着裤管往上爬，我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，手冻得握不住笔，就哈几口热气捂一捂，娘会给我找个旧棉垫子，垫在木棒上，说：“这样暖和些。”可木棒到底是木棒，再垫也硬，写久了，屁股上会留下两道红印子，像盖了个粗糙的章，但我从没跟娘抱怨过，因为我知道，娘每天要赶着去放羊，回来还要做饭、喂猪、劈柴，她比我更累，她总说：“把书念好了，将来走出大山，就不用坐木棒写作业了。”

那根木棒，陪我走过了小学的最后两年，我坐在上面写过拼音，写过算术，写过一篇篇“我的家乡”，字从歪歪扭扭到工工整整，本子从薄到厚，木棒的表面被我磨得光滑了些，像被岁月抚摸过的石头，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，离开了家，再没坐过那样的木棒，可每次写作业时，我总会想起那根木棒——想起它硌人的触感，想起娘的话，想起高原的风里，那个小小的、倔强的身影。

如今我早已走出大山，坐在宽敞的教室里，坐在柔软的椅子上写作业，可我总觉得，心里还留着那根木棒的位置——它不是简单的凳子，是高原的馈赠，是娘的牵挂，是童年里最坚硬的温柔，它让我明白，有些成长，就是要在“硌”中学会坚持，在简陋中看见丰盈，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，风越硬,开得越艳。

风还在窗外吹，木柴堆里的木棒依旧沉默，我想，下次回家，我要再坐一坐那根木棒，不是为了写作业，而是为了记住那段坐在木棒上、被风和爱包裹的时光。